在雄安新区建设中，必须要注重文化传承，体现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经典建筑元素，同时结合区域文化、历史传承、时代要求，打造城市特色风貌。

   雄安新区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雄安地区的历史悠久，文化沉淀深厚。考古资料表明雄安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有人类活动。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雄安地区产生了以“容城三贤”为代表的著名历史人物；以“宋辽榷场”为特色的商业文化和民族融合文化；以“雁翎队”为代表的红色文化以及以各类国家级、省级、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代表的民俗文化。

　　燕赵文化 厚重悠远

　　慷慨悲歌的燕赵文化精神集中表现为忠君报国、勇于牺牲的精神，在雄安地区表现最为突出

　　燕赵文化是雄安地域文化得以生成、发展并不断得以升华的母体。从地缘上来看，雄安地区属于燕赵文化圈的史实是一贯的，从未间断。目前已知的雄安地区商周时期遗存20余处，且有重要的遗迹和遗物发现。

　　春秋时期，雄安地区为燕国之辖境，周桓王二十三年（公元前697年）受山戎侵逼，燕桓侯曾迁都临易（今容城县城东14公里的晾马台乡南阳村）。战国时期，赵国灭中山，得今安新之地，奠定了雄安地区“燕南赵北”的基本格局。目前国家文物局认证公布的有容城黑龙口燕长城、安新申明亭长城、西关长城、雄县千里铺长城、王场长城等5处。燕南古长城不仅是燕赵两国的分界线，同时也是燕赵文化的结合部。

　　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周世宗收复瓦桥关，并在此设立雄州，下辖归义（今雄县）、容城二县。北宋时期，以白沟河为界与辽国对峙，出于军事需要，仍在此设置雄州。雄州的设立，大体上使雄县、容城、安新三县作为一个完整的行政区划单元出现，有力地促进了该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后周、北宋时期，是雄安地域文化继战国之后又一次大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契丹雄踞北方，掌控燕云十六州，对中原王朝形成巨大的军事压力。北宋为巩固北部边防，采取六宅使何承矩的建议，从雄州边境开河引易水向东，沿边境注入渤海，东西三百余里，南北六七十里，沿河开辟湖泊，修筑堤坝蓄水，形成大面积水田，以遏制辽国的骑兵。这一措施不仅有效地阻止了辽国骑兵南下，而且在关隘以南播种水稻，沿河种植桑枣，对于雄州经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不仅如此，北宋还在雄州构筑了结构复杂、功能齐全，被称为“地下长城”的边关古地道。金泰和八年（1208年），析容城县置渥城县，并将安州的治所移到渥城，同时割容城县属安州，造成雄安区域分属于雄州和安州。

　　元明清时期，雄安地区成为拱卫京师的畿辅地区。明洪武七年（1373年）。降雄州为雄县，说明这一地区的军事地位有所下降。但是在文化上，由于受到京都文化的辐射和滋养，却呈现出异彩纷呈的繁荣景象。这一时期，燕赵文化的阶段性特点就是畿辅文化，慷慨悲歌的燕赵文化精神集中表现为忠君报国、勇于牺牲的精神，在雄安地区表现最为突出。可以说，雄安地域文化的转型和燕赵文化的转型是同步的。燕赵文化不仅孕育了雄安地域历史文化，同时也不断涵养、提升着雄安地域历史文化的层次。雄安地域历史文化植根于燕赵文化，和燕赵文化一脉相承。

　　畿辅文化 质重朴实

　　由于地理位置特殊，雄安地域文化中天然形成了服务京师的大局意识

　　元明清时期，雄县、容城、安州都属于保定路、保定府，是距离北京最近的地区之一，因此受京都文化影响也最深。清朝康熙年间曾于白洋淀淀区兴建了圈头、赵北口、端村、郭里口四大行宫，行宫楼阁水影，葱翠环抱，华贵优雅。康熙、乾隆曾多次到行宫驻跸，留下许多赞美白洋淀风光的诗篇。盛行京都的昆弋腔流散到白洋淀地区，成为当地群众同乐会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

　　这一时期，雄安地区成为畿辅文化的核心区。以教育为例，清代河北地区县级书院共计136个，其中保定府最多有22个，雄县、容城、安新三县均建有县一级的县学和书院。“渥城书院”“正学书院”“葛乡别塾”“静修书院”，被称为白洋淀四大书院。除书院外，乡间私塾教育也得到发展，如清代容城县80多个村庄中，就建有102座私塾。据不完全统计，元代以前，雄安地区留下著作的只有唐代的冀重和宋代的赵珣。元代雄安地区有著名学者有刘因和俞皋。明清时期，雄安文名更盛，留下著作的学者多达40余位。正是由于畿辅文化的滋养，使雄安地区“性缓尚儒”“略少文华”的社会风气为之一变，并逐渐形成“颇知向学，士类渐众”的局面。以刘因、杨继盛、孙奇逢为代表的“容城三贤”，是京都文化辐射圈内的畿辅文化得到滋养、发展的标志。

　　刘因是“元初三大儒”之一，在理学、文学、史学等方面成绩斐然，并且和他个人的志趣、品格、操守、风节紧密结合在一起，使他成为名重朝野的著名学者。杨继盛不畏权势，上书“十罪五奸”状告奸臣严嵩，结果被捕入狱。在狱中，杨继盛受尽酷刑，仍威武不屈，临刑前留下诗句：“浩气还太虚，丹心照万古；生前未了事，留与后人补。”孙奇逢以“直指孔子”与“躬行实践”并举，创造出一套兼容并包的实践性“新理学”，开辟了清初黜虚务实的一代学风。史书中将“容城三贤”和“眉山三苏”相提并论，并称雄安地区“读书有种、道义有流”，足见其影响之大。还应重视的是明末清初在白洋淀南蠡县、博野产生著名的颜李学派，创立和践行“实文、实行、实体、实用”，与孙奇逢的理念相通，传承了燕赵文化中质重朴实、求实力行的精神，成为畿辅文化的重要价值取向，同属于环白洋淀文化圈。

　　元明清时期，随着北京成为首都，雄安地区的角色定位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作为“上谷雄郡”“畿辅屏障”的雄安地区，成为拱卫京师的桥头堡。雄安地区三县在明代时，都曾大规模地修筑城墙，由于地理位置特殊，在其地域文化中天然形成了服务京师的大局意识。

　　融合文化 兼收并蓄

　　雄安历史文化始终具有开放包容的胸怀，既接受内地移民亦兼采边地少数民族的文化特点和风俗习惯

　　雄安新区处于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的结合部，少数民族与汉民族冲突和休养生息的前沿地，因此融合文化是其地域文化的主基调。

　　先秦时期，这里是“燕南赵北”之地，而原生态的燕赵文化本身就具有农耕和游牧二重文化属性。白洋淀地区战国时期的燕国南境文化，不仅包含赵齐等中原诸侯国的同质文化渊源，同时也夹杂某些北方戎狄部族的文化因素，同时更具有春秋以来燕国文化的本地特色。这也是自史前以来走廊文化传统的长期延续。西汉景帝以匈奴降王徐卢封容城侯，封东胡降王卢它之为亚谷侯，说明此地是匈奴、东胡和汉族重要的共生聚集地。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各少数民族进入中原，雄安地区再次成为民族融合的重要区域。唐代此地成为抗击契丹的前哨，曾在此设置北义州和归义县，以安置契丹、奚等部众。五代石敬瑭献燕云十六州后，致使雄安成为辽国疆域。周世宗收复河北三关后，在瓦桥关设置雄州，以镇遏契丹。

　　宋初与辽经过多次战争，最终签订“澶渊之盟”，以拒马河为界与辽形成对峙局面，一直持续到北宋灭亡。北宋时期，雄州除突出的军事职能外，还有以榷场为主要特色的特殊的经济职能。北宋在雄州设榷场，由官方办理交易。榷场交易的物品，从宋朝输向辽朝的有稻米、绢帛、茶叶、瓷器等。辽朝方面在榷场交流的产品为马、羊及皮制品。雄州榷场的设立，促进了宋辽两国的经济交流，满足了两国的经济需求，带动了雄州经济的发展。同时，使胡汉民族在商业交流中实现文明互鉴、共融共生，推进了民族融合。

　　金元、明清时期，大量女真、蒙古、满、回等少数民族迁徙到雄安生活，逐步融入当地民众之中。反映在治学方法上，著名学者都主张兼容并蓄、博采众长。比如刘因主张读书“无经史之分”，被誉为“博闻之儒”。孙奇逢兼采陆象山、王阳明、朱熹之说，形成“躬行实践”“经世载物”的理学新思想。

　　雄安地区历史上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交界地带，因此雄安历史文化始终具有开放包容的胸怀，既接受内地移民亦兼采边地少数民族的文化特点和风俗习惯。同时在学术上具有综合百家，成一家之言的气度和品格。正是由于雄安地域历史文化中具有“融合文化”的因子，因此在雄安新区建设中能够以海纳百川的气度，接受外来文化并逐渐内化为自身文化的优势。

　　白洋淀文化 灵动优美

　　白洋淀不仅以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养育了雄安儿女，同时也孕育了别具风情的北国水乡民俗文化

　　白洋淀首先是黄河长期作用形成的洼地积水成淀。后来的演变主要是人工修渠筑堤、引水蓄塘而成。白洋淀是由白洋淀、藻苲淀、马棚淀、腰葫芦淀等143个大小不等的淀泊组成，总面积366平方公里，年蓄水量达13.2亿立方米，是华北平原最大的淡水湖泊，古代有“北地西湖”之称。

　　白洋淀是人工湖，更是自然原生态和民俗原生态交融的多彩湖泊。淀区盛产菱角、芡实、莲藕、芒子、芦苇、野鸭、河蟹。白洋淀东半部水区适合种植水稻，自古就有“鱼米之乡”“冀北江南”之称。白洋淀风光旖旎，尤其以荷花最具特色。白洋淀造船业历史悠久，相传北宋时杨六郎曾在此操练水军。金朝时，海陵王曾在此建造千艘战舰，诗人描绘了当时的盛况：“大船辟舰容万斛，小船飞鹘何翾翾”。清代加强了白洋淀地区的治理，使这里的航运事业达到极盛，保定到天津的水路运输历经二百年不衰，都促进了白洋淀造船业的发展。

　　白洋淀素有“一淀水，一淀银，一寸芦苇，一寸金”之誉。白洋淀芦苇历史悠久，早在北宋《太平寰宇记》中已有记载：“淀中有蒲柳，多葭苇”。芦苇是白洋淀人民赖以生存的主要经济作物，以皮白质佳素负盛名，经济价值颇高，有“铁杆庄稼，寸苇寸金”之说，苇子可造纸、织蓆、打箔、编篓、打帘、和制作苇制工艺品。白洋淀人赋予芦苇艺术之魂，制作出了美轮美奂的芦苇工艺画。

　　抗日战争时期，人称“水上飞将军”的雁翎队，在淀泊相连、苇壕纵横的白洋淀上，神出鬼没，令敌人闻风丧胆。雁翎队在抗战时期与敌人交战70余次，击毙、俘获了日伪军近千人，缴获大量军火和军用物资，被称为“淀上神兵”。雁翎队还成为众多小说、连环画、影视剧的描绘对象，成为抗战文艺经典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线。雁翎队开创了平原游击战的先河，丰富了我党抗战时期“游击战争”的理论和实践。

　　水秀人灵的白洋淀，还孕育了现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以孙犁为代表的荷花淀派文学群体。众多革命文艺工作者，以抗日战争历史为题材，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如《新儿女英雄传》《风云初记》《荷花淀》《敌后武工队》《野火春风斗古城》《小兵张嘎》等脍炙人口、享誉全国的文学作品。“荷花淀派”的突出特点是，用浪漫主义的笔调描写艰苦的革命斗争，语言清新质朴，描写细腻真实，开创了抗日文学“诗意小说”的新境界。

　　白洋淀不仅以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养育了雄安儿女，同时也孕育了别具风情的北国水乡民俗文化。淀区渔民无论是服饰、饮食、出行、民居、婚丧礼仪等方面均与非淀区存在明显的差异，这种民俗原生态极具保护、利用价值。淀区的芦苇画、造船技艺等特色非遗技艺项目，展现了这一区域劳动人民的卓越文化创造力和匠人精神。

　　文化传承 任重道远

　　新区建设在文化上不能作出牺牲和让渡。文化、文脉一旦破坏，就很难修复

　　雄安新区定位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重点是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人口转移。庞大的机构、人员涌入雄安新区，文化的多元化影响因素需要积极引导和融合。雄安历史文化中的开放包容、厚重大度的文化精神无疑可以增添文化凝聚力。自然生态与民俗生态相融的独特的白洋淀文化，又能够给新居民增添美好的吸引力。

　　生活在雄安地区的人民祖祖辈辈以农桑、牧渔为业，形成坚忍不拔、吃苦耐劳的精神品质。以颜李学派和孙奇逢为代表的求实力行精神影响悠久，助力这里的人民脚踏实地、不尚空谈。雄安新区建设需要这样的不尚空谈、务求实效、勇于进取的实干精神。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环境，诞生不同的民俗。雄安地区农耕与游牧文明相融的北方水乡民俗，包括村落民居、服饰、民间工艺等，对于新区规划理念和建设城镇与乡村共生共荣的新型城区，都可以提供智慧，可以支持规划建设，注重保护、传承民俗生存环境，不仅彰显地域特有文化，还可以催生富民惠民的特色文化产业。特别是可以依托“华北明珠”——白洋淀创建非遗主题小镇，将有助于提升新区文化环境内涵，彰显水城共融的生态文化特色。

　　在雄安新区建设中，必须要注重文化传承，体现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经典建筑元素，同时结合区域文化、历史传承、时代要求，打造城市特色风貌。这里当然包括燕赵文化和雄安历史文化的元素和符号以及匠心文脉。雄安新区与深圳、浦东新区不同，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这一文化传承历经7000年绵延不断，脉络清晰。燕国考古发现的诸多珍贵建筑构件，宋辽时期的建筑风格都有许多特色，可供借鉴。新区建设在文化上不能作出牺牲和让渡。文化、文脉一旦破坏，就很难修复。

　　在雄安新区规划建设进程中，文化建设也将有崭新的长足发展，当然也必须贯彻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逐步形成兼容京津冀文化精神、富于时代风貌的新区文化。传承弘扬雄安地域优秀历史文化对于新区文化建设具有增强自信、厚植底蕴、强根固本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