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财政、文物领域重量级人物就“文物能否资产化”的两篇文章在圈内引起轩然大波，赞同与否定的观点针锋相对，套用《哈姆雷特》剧中的一句台词简而概之：“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双方在强调文物保护重要性的同时似乎都揪住一点不及其余，令我等“吃瓜群众”越看越糊涂。如果从今天之文明即是明天之文物的角度，我们不妨静下心来整整衣冠，看看现实生活中，我们能为未来提供什么样的文物，毕竟“实践真理”的讨论，已经跨了世纪。

毫无疑问，中华五千年文明成就了“文物大国”的美誉，改革开放的大潮在带来显著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使更多文物面世，异彩纷呈、琳琅满目，这从我国每年举办的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中可见一斑。这些文物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基因和历史信息，其意义自不待言。如何对待这些文物尤其是不可移动文物，现状却是五花八门。撇开成效不谈，不可否认的是，有一些地方存在着保护不力或开发过度的乱象，导致一些古建筑、古遗址残破不堪、寒蝉凄切，甚至是伤痕累累、面目全非，如果仅仅将文物保护与利用的乱象归之于是否资产化的缘故，显然牛唇不对马嘴。

诚以为，文物的保护与利用，是矛盾的两个方面，既对立又统一。好比一间房屋，人声嘈杂和空无一人都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古人云“规矩备具，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之外”，这个规矩，说白了便是对“度”的把握。所谓“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义所在”，唯有找到保护与利用的平衡点，文化传承这个“大义”才能有袅绕不断的香火。按照这个标准，文物的资产化运营，不过是提供一条可能的途径，将之界定为唯一手段未免以偏概全，而将之斥为“大逆不道”则又失之偏颇。

放眼世界，很多国家都将文物保护及利用列入可持续发展的体系之中，如美国的国家公园制度、意大利的等级保护网络及使用机制等等，其共同特点是政府投入多、社会参与广、分级保护与利用体系完善，同时具有完备的立法和教育理念。可以说，在保护中利用和在利用中保护，首尾相顾恰恰是现代文明的标志之一。

有资料显示，目前我国不可移动文物达7.6万余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296处，这些独特的人文资源，既是一笔庞大的文化遗产，也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丰富和改善民生的助推器。“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依托文物资源积极发展旅游、特色农业、文化创意等产业，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这也是经济新常态下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文化及文物的多样性告诉我们，不问青红皂白地突出文物的商业属性，或抱残守缺地强调文物的历史价值，才真真是文化传承的无妄之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