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考古遗址活化的成功实践

加强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与活化利用是目前学界的热点议题，而考古遗址作为自然生态及人文生态的集中展区，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内涵，是一个国家与民族灿烂文明史的主体和典型代表，具有生态、文化、科研、审美、经济等多重价值，自然成为“活化”策略的主要载体。在文化多元交融与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如何使公众真正受益于埋藏于地下及保存于地面的考古遗址，如何科学阐释考古遗址的多重价值及时代新义，如何求索考古遗址“活化”的可行性道路，如何充分发挥考古遗址在构建民族历史、丰富文明内涵、坚定文化自信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亦成为考古遗址“活化”的关注焦点。

在“活化”概念指引下，国内外多处考古遗址已经做出积极尝试。2012年，意大利国家文化遗产与活动部发布《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与活化利用指南》，对考古遗址与景观的阐释与规划设计方法进行系统阐述，为其国内考古遗址的保护性开发提供了重要思路。以意大利纳波利地区的庞贝古城（Pompeii）为例，其作为亚平宁半岛西南地区的一座古罗马城市，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及分散的遗址布局。为此，当地政府将庞贝古城遗址、维苏威火山和那不勒斯海湾等分散遗址串联为一条行程，使遗址体验、火山体验、海湾体验三者融为一体，游客得以更好感受灾难来临前当地居民的无助情绪。又如土耳其西南部的希拉波利斯（Hierapolis）古城遗址，是集剧场、集市、浴场、公墓为一体的综合性景点集群。当地政府继续发挥不同遗址的功能特性，最大程度保留遗址的本来特征，营造出梦回前朝的历史氛围以及身临其境的游览体验。

庞贝古城遗址

希拉波利斯遗址

就国内而言，考古遗址的“活化”实践亦呈现向好趋势。就现有己挂牌的36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而言，其类型及性质呈现多区域、多时代、多种类的特点。如城头山、良诸、二里头、殷墟、汉魏洛阳故城、隋唐洛阳城等史前聚落遗址或各历史时期都城遗址，又如乐山战时故宫、洛阳定鼎门遗址等古代建筑基址，基本涵盖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及历史特征。

良渚遗址

洛阳定鼎门遗址复原实况

2.考古遗址“活化”的现实挑战

综前所述，目前的考古遗址“活化”路径主要有三种：一，静态展馆模式，不对考古遗址进行过多改造，坚持“守旧如旧”；二，场景重构模式，充分利用VR、AI、AR等现代科技手段复原历史原貌及发展路径，提高文化遗产传播的效率和广度；三，体验述行模式，以经济效益与文化效益并举为核心诉求，通过IP打造、旅游开发、资源整合等手段进行遗址“活化”。但是，此三种“活化”路径，均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并解决两方面冲突。

首先，考古遗址“活化”本身即意味着历史语境与当代语境的碰撞。如果仅将考古遗址视为古代文明的物质表现，将会导致遗址时代表达及生命力的丧失。若一味地追求其对现代性的迎合，不仅会造成历史原貌和文化基因的偏离，甚至会陷入同质化及技术理性的陷阱。其次，考古遗址活化的过程本质，是文化产业系统顺应市场规律对文化遗产所需要占用的资源进行调整，同时对文化遗产原有价值体系加以改造，从而实现符合顺应社会发展、符合时代潮流的目的。因此，活化过程既要顺应市场规律进行资源优化组合，又要对考古遗址现存的价值体系按照文化传承要求加以改造。

3.考古遗址“活化”的可行性策略

将时代新义融入历史阐释，构建“守正出奇”的话语体系。考古遗址“活化”需继承和提炼重要的文化要素，并在时代背景和社会语境下对其进行全新“解码”。此外，考古遗址“活化”不仅意味着形态及材料潜力发掘，更在于多元价值的调和重构及时代精神的赓续传承。因此，除了遗址内部的文化要素提炼，地方政府及各级文保单位还应跳出年代学的局限性，利用科技手段重新考古遗址的历时性变迁，重视更大尺度内建成环境的保护及公共话语的培育，建设跨区域的线性展示廊道或文化传播圈，实现从文保工程集合体向立足遗产活化、融合新兴业态的综合文化空间转变。

将文化自信融入时代语境，探索“时空并进”的实施路径。从过去单纯注重遗址形态和价值的拓展到遗产地精神的挖掘，以点带面，由小至大，推动形成一个集古迹、文物典藏、生态休憩、展示教育、学术研究为一体的考古遗址文化阈界, 赋予遗产地更大的背景环境和生长空间，确保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有机交融。同时，警惕文化遗产活化的过程中的极端化倾向：无视弱化本国文化价值或轻视蔑视异国文化特质，通过合理的宣传方式进行正确引导，保持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的文化自觉以及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文化自信。

将价值自觉融入市场理性，加强“承前启后”的政策保障。我国考古遗址“活化”的纠结之处，常在于文物本体破坏与经济增长受限之争。因此，考古遗址“活化”需要充分发挥国家所有权、文物局管理权及地方政府运营权的运行实效，保障多层级主体的政策衔接通畅及发展目标一致。依托于资本活化, 合理分配资本投入，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适当放宽准入资格，引入优质社会资金及志愿群体，从而实现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