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文明起源和形成的探究是一个既复杂又漫长的系统工程，需要把考古探索和文献研究同自然科学技术手段有机结合起来，综合把握物质、精神和社会关系形态等因素，逐步还原文明从涓涓溪流到江河汇流的发展历程。

器以载道，将数字科技手段与考古发掘研究相融合，把文化遗产中的“道”传递给公众，揭示文物审美价值之外的历史、文化、精神价值，让作为文明发展亲历者的文化遗产讲述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史，进而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

由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指导，腾讯数字文化实验室、腾讯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创意产业技术研究院联合发起，青腾作为特邀共创伙伴的“探元计划”2022——探索文化遗产数字活化新纪元已于5月18日正式启动项目征集，期待通过征集、遴选具有行业前瞻性与社会价值的创新案例，牵引腾讯优势技术、资源开展生态共建，协同构建全真互联的文化遗产数字体系。

现阶段，“前沿科技+文化遗产”领域有哪些创新应用及代表性案例？存在哪些痛点？将有哪些技术、模式带来新的突破？将产生怎样的可持续社会价值？记者采访了数字文化领域、文化遗产领域的三位指导专家，分别从各自的实践经验出发讲讲他们的看法。

Q:近年来，“前沿科技+文化遗产”领域有哪些创新应用及代表性案例？您如何评估“前沿科技+文化遗产”领域的创新项目，您最关注哪几个方面？

A:季铁（湖南大学设计艺术学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近年来，我国已迈入文化科技深度融合的数字文明时代，数字文化的内涵与逻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个人最关注前沿科技与文化遗产在“内容生产方式、应用场景效能、文化业态融合”等方面的融合和创新。对应我国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的目标，国际上有以下几个案例具有代表性：

欧洲文化图书馆（Europeana）是整合欧洲不同机构作品的数字资源平台，从2009年正式上线至今，已积累了3600多个文化遗产机构的5800万条记录，通过开发多元化的服务与工具，使文化数据能够真正开放共享，从而赋能社会的文化认同与创造力；2011年推出的“谷歌艺术与文化”项目（Google Arts & Culture）是全球数字馆藏内容覆盖面最广的文化大数据平台，通过X Degrees of Separation等实验为公众创造了全新的数字文化内容组织、呈现与交互方式；英国艺术与人文研究委员会（A & HRC）于2020年发起的“迈向国家珍藏：向世界开放英国遗产”（Towards a National Collection）项目，建立了强大的合作研究社区，针对文化数据的深度关联与公众使用以及对原生数字文化的数据研究等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实现从“数据孤岛”到文化大数据的转化升级。

A:唐际根（南方科技大学讲席教授）：前沿科技的应用一定要根据需求来选择，核心是：数字技术如何真正地与考古内核相结合，并综合考量成本、可落地性等实际问题。

在“考古发现”领域，现阶段成熟的前沿数字科技应用案例还不多。在“考古发掘”过程中，扫描数字技术已投入应用。例如三星堆挖掘时，每挖一层就做一次扫描。即以扫描仪完成的多角度定点扫描，或者通过多角度拍照后利用photoscan成像。早年我在安阳、去年在江西通天岩用过这样的方法。江西通天岩算是一个成功案例。一般情况下，考古发现都是面向地下发掘，通天岩案例是用成像技术把近百米高的崖壁做成数字化立体模型，然后结合其他技术在崖壁上发现了北宋时期的七尊佛像。

数字科技在器物修复上也有所应用。巴米扬大佛被炸后，国际组织面向全球征集修复方案。中国提出的方案就是用数字技术直接在原地三维呈现佛像。德国的方案则是看似很笨拙地把炸碎的碎块儿一点点粘起来。站在文物保护与展示的立场，最后德国胜出。为什么呢？因为按照德国的方案，巴米扬大佛修复之后还是原来的文物，而数字修复到底也还是假的。其实德国方案中的修复过程也要数字化，只不过是把数字复原技术放在了实体复原的前面，即德国先数字建模一个形状，然后再在现实中建起来。相比之下，中国方案就少了在现实中建起来这一步。数字技术在修复领域的最成功的应用案例是采用数字成像技术还原的意大利罗马浴室和中国圆明园西洋楼。数字技术不仅还原了建筑本身，通过光影，整个环境景象都可以生动地呈现出来。

A:姜波（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副主席）：印象最深的案例是阿富汗巴米扬大佛的数字复原和谷歌公司的“谷歌艺术”项目。前者作为世界遗产被摧毁后，通过不懈努力得以原址数字呈现，令人印象深刻！后者，本人在巴黎曾经造访“谷歌艺术”总部，其搜罗资源之广、搜索引擎之强，令人印象深刻。目前，最关注的是馆藏文物数字化存储与展示，以及古建、石窟寺的数字重建与展示。

Q:当前制约前沿科技与文化遗产深度融合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对此您有何建议？

A:季铁（湖南大学设计艺术学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我认为当前的核心痛点在于文化大数据与设计大数据中的数据融合与关联问题。在“文化资源与核心价值—文化大数据与智能设计平台—文化体验与产业应用”的数字文化体系中，文化、技术与设计相关数据大多是破碎与孤立的，缺乏实质上的联通与合作。以文博数据为例，目前大部分文博单位坐拥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数据，但缺少数据加工之后的转化与应用，尤其是在产业链协作与数据关联共享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缺陷和不足。

数据价值的增值过程是多个学科合作的结果，所以我们亟须建立政企互通、事企互联、数据共享、人机协同的文化大数据与设计大数据平台，释放文化资源的效能，促进文化数据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聚焦数字文化创新“互联共生—设计赋能—场景创新”等需求，打造涵盖文化资源采集、管理、创作、生产、传播、数字版权保护等全链路的数字文化创新生态。

A:唐际根（南方科技大学讲席教授）：痛点有两方面。一方面是许多文物本身所蕴含的知识不是直观的，需要解读。数字技术可以很大程度上帮助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前沿数字科技应用于展示展陈领域虽然可为观众补充历史文化知识，但过于依赖数字技术，又可能忽略观众希望看到文物本体的诉求。装文物盒子精美了，文物本身反倒可能被忽略。这是要避免的。基于数字技术有可能喧宾夺主的痛点，我提出微展览概念，即围绕有限的文物，结合数字技术展示并解读，避免过度渲染技术，一切以文物为核心，使观众获得知识体验的同时，仍然有机会直面文物本身。

现阶段，数字科技更多应用于展览展示，在考古发现和文物修复领域，前沿数字科技应用目前仅仅停留在专业研究人员之间。研究人员会针对重要文物，在手工修复前采用数字技术进行扫描，筛选修复方案，出现修复技术难点时通过数字技术进行攻克。

数字修复技术同样有成本问题。例如许多科学家想通过数字技术拼接陶片或拼接甲骨，认为“机器学习”可以轻而易举帮助考古学家解决修复的问题。殊不知扫描一块陶片或甲骨也需要的时间成本是拼接需要的时间成本的无数倍。换算下来，完全得不偿失。因此当前情况下，指望数字技术拼接陶片或甲骨甚至直接解读甲骨文，仍然是“想想便好，真干不行”的美好概念。

前沿数字技术应该根据实际需求来应用，有的时候设想很好，但是在条件还没成熟的时候，也不能走得太前。

A:姜波（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副主席）：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实现“前沿科技+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目前在实践层面具有可操作价值的前沿科技、数据库建设和文物保护项目较少，“圈钱”的项目不在少数。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文化遗产相关部门从文物出发，提出真实需求，交由科研部门开发出切实可行的技术路径与配套产品。

Q:未来几年，您认为有哪些数字文化领域的技术、模式应用将为科技助力文化遗产活化创新带来新的突破？

A:季铁（湖南大学设计艺术学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为推进文化遗产的活化创新，不仅需要遗产考古在探测、发掘、分析方面的技术应用，更需要大力投入在创意设计转化方面的技术研发，如在数字化文化场景的智能搭建、多模态的数字化文化体验、跨媒体数据融合的公共文化数字服务平台等领域挖掘新的数据应用模式，构建针对中国文化数据的软件、平台、工具。在这个过程中，语义分析、机器学习、大数据挖掘、物联网、多传感技术、区块链在数据活化上都很有应用潜力，但更重要是通过打通技术壁垒，通过技术融合构建一体化技术平台，形成能够支撑广泛文化数据活用的技术体系与应用模式。在这其中，有两个部分是可以重点关注的，第一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引领和群智技术驱动的数字文化共创，第二个重点是数字文化的创新业态和数字社区的心智构建特别重要。

A:唐际根（南方科技大学讲席教授）：裸眼3D交互。我本人不大喜欢戴上头盔或眼镜的互动，因此强调裸眼。我想大多数人也都更喜欢裸眼3D。我在殷墟展陈数字化方案中提出用数字技术实现“日出大邑商”的场景。“大邑商”是3000年前商朝人对自己首都的称呼。“日出大邑商”如同今天我们说“太阳照耀北京”。我希望通过包括裸眼3D在内的多种技术手段，动态展示从“昧”、到“旦”，再到“大采”的“大邑商”清晨5小时左右，给参观者带来细雨微风、犬吠鸡鸣、车马流水、士兵出操、人员来往的直观感受。

A:姜波（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副主席）：文化遗产与博物馆数字化体验项目最具前景。

Q:您认为数字科技与文化遗产的结合，会在哪些方面产生可持续社会价值？在政府、企业、高校共创共建方面，您有哪些建议？

A:季铁（湖南大学设计艺术学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为推进文化遗产的活化创新，不仅需要遗产考古在探测、发掘、分析方面的技术应用，更需要大力投入在创意设计转化方面的技术研发，如在数字化文化场景的智能搭建、多模态的数字化文化体验、跨媒体数据融合的公共文化数字服务平台等领域挖掘新的数据应用模式，构建针对中国文化数据的软件、平台、工具。在这个过程中，语义分析、机器学习、大数据挖掘、物联网、多传感技术、区块链在数据活化上都很有应用潜力，但更重要的是通过打通技术壁垒，通过技术融合构建一体化技术平台，形成能够支撑广泛文化数据活用的技术体系与应用模式。在其中，有两个部分是可以重点关注的，第一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引领和群智技术驱动的数字文化共创，第二个重点是数字文化的创新业态和数字社区的心智构建特别重要。

A:唐际根（南方科技大学讲席教授）：数字技术与文化遗产有效结合，有助于直观解读中国古代文明成果，提升国人对中华文化的认知。在数字技术的助力下，更多考古成果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文化认知和民族自信。数字技术能把尚有残缺的知识体系加以完善并且传达给大众，将在产生经济效益的同时形成社会凝聚力。现在许多城市都是千篇一律的高楼大厦，可真正能够让各个城市有所不同的是每个城市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对于地方政府而言，通过数字技术，政府可将特色传统文化用于城市面貌更新，打造独特的城市面貌。这是一种可持续社会价值。

保持拥抱前沿科技的意识十分重要，但同时要坚守“文物本体是核心”的思维，保持对文物的敬畏心，对知识输出和社会需求都要做出科学判断，这是前沿数字科技和文化遗产结合的基本立场。

A:姜波（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副主席）：数字技术、网络平台和文化遗产三者结合，让参与方实现利润创收才有可持续的可能。政府、企业、高校共创共建，应预设好责、权、利，以独立法人或平台进行运营，保障持续稳定的产出和利润，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